或许是我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偏见,依我之见,尽管容易受到资本市场的“偏见”,但相较于金融等其他“看上去很美”的产业,实体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脉。
理由当然有很多,我这里只说一个非经济逻辑的原因,那就是:相比于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灵活轻快,由于“实物资产”的庞大底盘,实体制造业和各种社会要素的嵌合更“扎实”,与所谓“国运”的联系更紧密。
举个例子,要知道,任何一个成规模的制造业园区,都会对周围的真实世界提出苛刻要求:比如,运转顺畅的交通系统;平稳的电力和能源供应;劳动技能和素养均完备的工人;训练有素且规模庞大的工程师群体;与整个工业园区配套的居住,餐饮,医疗,教育等硬件设施;地方政府稳定的行政治理能力……等等。
换句话说,任何一个园区甚至工厂,都不是一座孤立的岛屿,而是真实社会的一隅,它们共同拼凑出一个叫“国家建构”的东西:只有在一个综合环境相对稳定的社会土壤里,制造业才会生根发芽,遍地开花。
而或许依旧属于某种偏见,相较于脚踏实地的实体制造业,给人的感觉,金融业更像是一根虚无缥缈的风筝线:它高高在上,却拒绝扎根;它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“过客感”,总是与能让一个国家更具凝聚力的那部分力量若即若离。
所以,在一些学者眼中,倘若以国家建构或者说长治久安为使命,那么一个社会的“主逻辑”应该是生产型,金融逻辑应该是实业兴旺后产生的一个风险型的“副产品”。
之所以今天谈及这个,是因为不久前去苏州出差,走访了一家主要做CNC加工和半导体切割的制造业企业,他们的创始人说了一个很触动我的观点,大意是:实体制造业需要重资产投入,但由于财务体系(比如设备折旧)等投资逻辑的考量,资本普遍不愿意进入实体制造业;而有些民营企业自己在做资产投入时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,如果它的规模很小,那最后结果很可能是,过去几年企业生意很好,但不知是“生意好”的原因还是结果,最终它一定是让你不断地用收入买设备——换句话说,几年之后,蓦然回首,才发现你的财产都是一堆设备。
嗯,听起来确实有违直觉,但在我看来,仅从金融逻辑上,这确实是制造业的软肋,但倘若从更高的视野俯视,它可能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铠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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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Netflix拍的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火了,也让科技媒体的目光暂时从新经济,转移至聚光灯外的制造业。在《美国工厂》里,一段对福耀中国工人厂区生活的描述(尤其是工厂晚会和集体婚礼),让人依稀体会到工人对“工厂”二字的身份认同感。
从纪录片里可以发现,大量陌生的年轻人,在工厂里形成了一个微缩的人情社会。尽管其释放出的集体主义情绪,令许多浸润在大城市的职场人稍感陌生甚至不适,但在现实层面,由于自身的庞大体量,福耀厂区本身就已构成一个迷你社会,并在经济,政治,乃至气质上,与福建福清这座城市的发展血脉相连。
其实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太多“工厂记忆”,但连同弥漫在旧时代的工业气息,这种记忆却在父辈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——尽管在如今的商业社会,“工厂办社会”已被专业的市场分工淘汰,但制造业巨头之于一座城市的“根基”作用依旧存在。
一个不错的案例,就是富士康在郑州的落地。
众所周知,2010年,为了争取富士康工厂落户郑州,河南省和郑州市可谓倾尽全力。因为他们深知,巨型制造业企业自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,它势必会对整座城市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作用。
不谈对当地人力资源的吸纳(这个非制造业巨头也能做到),就以基础设施为例,要知道,地处中原的郑州机场,位于中国航空网的中心位置,但在2010年之前,机场附近基本还是食品和钢铁加工等低附加值产业,航空港的区位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。而当富士康来到郑州后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,凭借高附加值的手机生产业务(以及被吸引来的一整套产业链),立即盘活了这一优势。
此外,郑州航空港还从富士康争取到了物料仓储分拨中心(原来在香港),全球苹果手机的维修都可以在新郑保税区完成,这极大带动了航空港区飞机货运量和货值的增加。事实上,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为了吸引富士康,当地政府承诺扩建机场等基础设施。
事实上,从福耀和富士康的例子不难发现,制造业巨头一旦选择在一个地方扎根,就是选择与它休戚与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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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与当地其他资源的共生发展,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不同于很多产业的“务虚”,实体制造业的普遍“务实”,让它成为一个无需粉饰的行业。
举个例子,行业里没人会否认,尽管过去这些年国内装备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,众多核心零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,但很多高端制造设备依旧几乎被外企垄断。
譬如先进的数控加工设备——如果说实体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,那么机床就是夯实这根锚最值得仰仗的利器,尤其是先进数控加工设备,对于任何国家都是重要的经济资产。
不过,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机床生产和消费大国(中国年度数控机床的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人民币),由于先进数控机床相对落后,让许多下游产品无法做到完全自主,在一些业内人士眼中,这已成为掣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拦路虎。
诚然,在高端设备制造领域,中国离瑞士和德国等少数先进国家尚有一段漫长之路——但若论及对这些设备的掌控,对整个零部件的生产,中国是有巨大优势的。
不谈人口和价格等宏观因素,就说工艺上的微观细节,中国企业往往可以根据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具体需求,不断地将这些设备做改造和微创新。
举个例子,我这次去苏州出差走访的企业叫颜面科技,主要生产3C和汽车零部件,在体量上和富士康尚有巨大差距,但在手机领域也和Vivo,Oppo,华为等品牌都有一定的产业链关联。他们的创始人王力告诉我,在半导体切割方面,与传统的激光切割不同,颜面是用的是改造过的CNC加工中心来切割www.cechina.cn,具体工艺细节不说了,总之切出来的芯片更美观,也更节省空间。
当然了,在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层面,这种改进委实微不足道,是站在巨人的肩膀——但要知道,过去四十年实体经济的发展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,中国在哪一个细分领域不是日积跬步,日拱一卒呢?
我相信,在大概率上,在看得见的未来,中国注定将迈入高精密制造强国行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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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业的“务实”,还体现在对“地理因素”的依赖上。
谈及制造业与金融业的云泥之别,就像经济学者李子旸说的那样: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精英而言,除了美国本部的安全和舒适以外,他们对外界的需求可能就只有连接纽约,伦敦,东京,香港,迪拜,法兰克福等几个超级城市的空中航线,以及城市中的五星级酒店,有这些他们就能正常工作,而且赚大钱,至于社会其他部分,好也罢歹也罢,对他们来说,都意义不大。
但地理要素对于制造业意义重大,像颜面这种深嵌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,讲究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亲疏远近,在谋划新址时最重要的决策依据就是订单来源,往往是基于与下游客户的距离来考虑新的选址地点,比如他们之前在连云港建厂,是因为这里接的是山东的歌尔声学的订单和宿迁的瑞生的订单。
另外,抛去最主要的供应链因素,投资建厂还有其他次要因素,比如,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,周边招工的难易程度,整个园区硬件条件的满意程度,等等。
举个例子,今年颜面落地南浔产业新城。为什么是在南浔?首先就是区位优势,这里地处上海,杭州,苏州三座城市的一小时车程范围内,这意味着可以接这些地方的订单。
对于实体制造企业来说,选厂房是最重要的决策之一,为了考验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的整体能力,他们还刻意设置了一些颇为苛刻的“门槛”。
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获取合作者信任的故事。美国重金属乐队“范·海伦”每次演出的设备都非常复杂,演唱会需要9辆18个轮子的大卡车,在跟场地方签合同时涉及大量合作细节,为了考验主办方的能力,乐队主唱想出一个近乎于刁难的办法:在厚厚的合同中添加第126条款,在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,要求在后台休息室放一碗巧克力豆,而且不允许有任何一颗巧克力豆是棕色的,在他们看来,倘若连这项条款都能被完美执行,那么其他条款自然不在话下。
而由于长年在产业链的各个节点不断攀爬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,华夏幸福挑出了所有“棕色巧克力豆”,比如为了配合其当下的订单需求,在南浔一期项目里他们为其提供了10000多平的过渡厂房,计划一期将搬入400台左右的数控设备,年底之前全部进场。此外还在工商注册,员工安置,甚至工程师小孩儿上学等问题上给予了颜面诸多支持。也因如此,颜面也计划在这里落地二期项目,预计三年以后累计投入会达到15亿左右。
众所周知,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,是兼具高规模,高效率,和高弹性,这让中国成为支持科技创新落地最广袤的土壤——而在某种程度上,制造业产业园区也在用自身的高规模,高效率,高弹性,不断地浇灌着这片土壤。在华夏幸福的逻辑里,希望通过打造产业集群,促进产业链上的核心节点在空间上完成集聚,让不同环节的优质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在技术,设备和客户等方面的协同优势。
我查到的数据是,中国制造500强企业平均利润率,2011年是2.9%,2012年是2.23%,2013年是2.15%,2014年为2.1%,2015年是2.18%,2016年是3.3%,2017年是3.6%,2018年是4.1%,2019年1-4月,在政策扶持下数字有所上扬,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只是5.5%。
而通过上述案例,我想让你知道,将不同产业抽象成统一的GDP数字,是一种非常浅表的看法,当你被问及“为什么中国经济不能过度虚拟化”时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,也许一个更好的回答是:因为实体制造业与整个国家的血脉联系更紧密,我们不能让它断了。
最后,或许有些偏激,但在我个人看来,在大概率上,相比于金融等所谓的虚拟经济,由于需要真金白银的重资产投入,实体制造业“套路”的成分少一些,“真诚”的成分多一些。
更像是一种长期博弈后的稳定策略,市场让所有制造业企业都必须相信一句鸡汤,那就是:“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真诚,真诚本身就是道路。”